6月18日，上海陆家嘴论坛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河，以及NPC、CPPCC一行高级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演讲。刘河在书面讲话中提出，要完善中长期资本保值增值的激励机制，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和恰当。
对此，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枫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陆家嘴论坛上刘河和监管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的想法和意见，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当前的监管政策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
新京报：刘鹤副总理再提“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要求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目前刘锋：新出现的流行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何一手抗击疫情，一手应对经济？刘河副总理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和稳健”，要加强“六稳”措施。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宏观政策的主线。易纲主席和郭树清主席在随后的发言中阐述了上述声明的含义。易纲指出，“通过量化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供给，着力解决融资问题”。这是对“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很好的解释。今年上半年以来，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中闲置，促进新的社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体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政府债券的收益率甚至有所上升。在央行大规模使用“量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背景下，这是“不正常的”。但这种“异常”是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结果。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扩大了对中小微型企业贷款的有效供给，还通过“直接货币政策工具”直接降低了这些企业的贷款利率，进一步推进了贷款利率改革。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作用在不断提高。
此外，郭树清还明确表示，“中国非常珍惜传统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泛滥，更不用说将赤字和负利率货币化了。”这一声明可以被视为对最近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辩论的官方明确结论。
新京报：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近些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已经出台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目前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成效如何？未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努力？
刘锋：
值得注意的是，陆家嘴论坛强调金融需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并特别提到需要“努力突破货币传导的各种障碍”。这是非常相关的。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有效促进了“六个稳定”。然而，商业银行在发放这些贷款时，仍然面临着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机制与中小企业信用记录缺失和抵押品现状之间的矛盾。如果商业银行继续对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采用以前的贷款审查制度和标准，无疑会拒绝大量急需援助的中小微型企业。显然，这是货币传导的一个紧急“障碍点”。
如何解除封锁此封锁点？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金融技术完善信用风险评估机制。将中小企业的纳税、就业结算和社保支付纳入信用评估体系，通过对中小企业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全面监控，实现高质量的贷后管理。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应创新金融产品，为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支持。例如，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基于中小企业贷款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同时
此外，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方向是科技创新，因此科学创新委员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注册制度”的试验场，也是支持“硬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主战场。陆家嘴论坛的高层演讲多次提到科技创新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具体到资本市场，我们如何为经济转型做出贡献？即帮助中国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建立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道，这就是易会满董事长所说的“硬科技”企业。从这个高度，我们很容易理解监管机构最近在科学创新委员会、成长型企业委员会和新三板集中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是对“硬科技”企业的一种组合金融支持。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尽管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科技企业可以借资本市场，迅速从0发展到1，并在各自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我们有相当多的企业，其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市场空间和竞争力并不比美国差多少。短板在于对这些科技企业资本市场支持的深度和广度的不足和有效形成。如果我们弥补这个短板，中国的经济一定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
新京报：对于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30周年，总的来说，目前资本市场发展现况如何？与国际上相比，中国资本市场有哪些长处和短处？仍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未来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加快资本市场发展？
刘锋：
刘贺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建立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以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资本市场的建设是“无空缺，无越位”。这一次，表述更加精确、深刻和具体。它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深刻意义在于大力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同时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使资本市场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市场的基本功能。谨慎使用、少用甚至没有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实体的运作。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在制度建设和实施中仍存在一系列不完善、不完整和不连续的薄弱环节。因此，“制度建设”是针对过去提到的“无空缺”而提出的。“不干涉”意味着“不越位”。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存在“路径依赖”，总觉得以前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方式快捷容易实施。“不干预”的提法再次明确指出了未来监管思维的变化。九字方针中的“零容忍”值得市场各方高度关注。资本市场是以信用、信任和信息为基础的。对金融欺诈和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零容忍是巩固资本市场基础的良药。此外，我们过去谈及加强监管时，往往认为加强监管的对象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最近，监管机构也将中介机构的“零容忍”提高到了一个显著的水平，这抓住了当前市场动荡的根源。总的来说，九字方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未来的资本市场监管改革必将围绕九字方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文章。
新京报：对于“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任何内外部风险冲击，实现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刘锋：
“风险应对应该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也是一个非常新颖和深刻的提法。为了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有必要有一个完整的“预警指标处置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我国以往的风险管理仍然存在较强的“碎片化”倾向和事后被动处置倾向，即限于一个企业、一个产品、一个事件，缺乏对整个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监控和预警。“灰犀牛”是如何形成的？正是由于对整体风险缺乏敏感性和对这些风险积累的忽视，市场最终会大幅波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业仍保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许多金融产品和业务实现了混业经营和交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市场体系风险管理的盲点。在这方面，国务院财政委员会在协调各金融监管部门和全面监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应该是密切关注风险在不同国家、市场、行业、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扩散。新的皇冠流行病造成如此大的损害的原因是新的皇冠病毒可以传播。风险事件之所以会影响金融市场甚至宏观经济，也是因为风险具有传染性。例如，一家公司的债券违约实际上很难对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但这种债券违约可能会引发债券持有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一家公司的违约波及到其他公司，这才是真正的风险影响。因此，监管机构应努力克服以市场和行业为重点的监管框架，建立以金融产品属性和投资者类型为重点的跨部门和跨市场监管框架。
此外，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这实际上可能涉及更大的风险。这是因为间接融资的风险由商业银行承担，直接融资的风险由千千1亿投资者承担。商业银行的数量明显少于直接融资市场的投资者数量。换句话说，间接融资积累风险，而直接融资分散风险。因此，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降低我国宏观经济整体风险的重中之重。
新京报：陆家嘴论坛还提到深化改革开放。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哪些方面？
刘锋：
深化改革，坚定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在陆家嘴论坛上，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扩大深交所、上交所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互联互通，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支持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
在开放金融市场时，我们应该注意与国际规则的充分融合。在整合的基础上，学习规则，用规则引领规则的制定，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此外，易董事长还强调，“要建立打击跨境证券犯罪的执法联盟，共同解决全球上市公司加强审计监督合作的路径问题”。最近，一些国家笼统地指责中国企业。上述声明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这些指控的公开回应。
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扩大金融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已经建立了股票、债券、利率、外汇、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等一系列金融市场，并引进了大量海外投资者。易纲还特别提到，上海可以“在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一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回报率在全球市场中日益突出。制约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安全天堂的主要不利因素是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因此，监管机构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必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甚至成为全球证券资产的中心之一。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的深入，海外证券公司、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力度、规模和范围将稳步扩大，这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格局、投资理念、投资方式乃至定价规则带来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中国的证券公司、基金、保险等机构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练好内功，勇于面对困难，不怕挑战，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资本市场大国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市场大国。
《张思源》编辑、《新京报》壳牌财经记者陈力校对陈晓燕。
